但索赔必须以合同与法律为依据，只有一方违约或违法，才可构成对他方法律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损害，受到损害的一方才有可能向违约方提出索赔要求，也就是说，在合同执行期间，施工文件得到雇主和承包商的确认，才构成双方公认的违约事实，这是索赔的根本依据。
按照目前武广高铁票价,每年的客流量至少需要达到1500万人次,每天4万人次以上,才可能避免亏损。但这一建议并未得到更多决策呼应。
和上一个五年计划不同的是,十一五期间,国家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不再局限于公路领域,铁路尤其是高速铁路建设迅猛推进,成为新特点,庞大的投资计划史无前例。春节前后,类似抱怨更加集中。在线路建成以后,武广高铁即面临还本付息的压力。按照上述相关财务数据测算,2009年铁道部资产负债率为53％,2010年上半年已上升到54.3％,全年负债率或突破56％。即使目前1.3万亿元债务尚在可控范围,但外界仍然担心,随着债务的继续累积,债务失控风险潜存。
按照估算,目前建设一条普通煤运专线每公里造价2000万-3000万元,普通客运铁路造价为每公里5000万-6000万元,而建造一条高速铁路(如客运专线)的造价则为每公里1亿元左右。运营成本的不断增加,促使武广高铁不得不维系高票价。这样，对一个理性的官员来说，把新药的申请报告压在抽屉里，就是最合理的选择。
就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来说，是承担不起这种额外的负担的。其二是，就中国目前需求乏力，投资已经冲高的现实环境下，再进一步刺激投资，能够有效吗？至少我认为效果应该适得其反。上文已经论证了政府行为是整个市场体系必不可少的，是必需的。这是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不能依靠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自己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益，仅仅依靠中央的决策，想通过精英群体的施舍来现实的这个计划到底有多大把握？中央的政策在目前的中国能够令行即至吗？只要考察一下中央下很大决心来调控房价的客观效果是房价不降反升的事实就应该是前车之鉴。
实践证明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如马克思所说的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理论诞生后，工会和政府的合理介入工资领域的调节作用。[6] 我的观点是，2009年就不该去刺激，房价掉的时候去加大投资，本身就不对，该掉就让它掉，该掉到哪里就让它掉到哪里。
也可以指责这种过宽的评级是受到市场利益的干涉和扰乱。[39]张先生说的非常好，那么请问张先生，我们又应该任何来实现这三大崛起呢？实现这三大崛起的保证又是什么呢？张先生说了是政府转型，那么又应该如何来实现政府转型呢，张先生又说了六大方面：在我看来中国政府的转型、转轨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我归结为六个方面。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主张和提倡怎样的经济理论，或者对什么经济理论保持沉默，甚至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而说假话，等等，都不但直接关系到社会上各群体的利益分配，也直接地和经济学家的价值观和道德性相联系。
劳动力之所以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根源，就是我指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 劳动者因为生存的迫胁无法拒绝低工资，所以劳动力商品不会像其他商品那样，因价格趋低而减少供给，使价格自动、自然地恢复均衡。当然，前提是这些宏观调控必须是恰倒好处的、根据客观环境及时调整的，也就是必须限制在对市场公平竞争和对市场功能恰倒好处的完善和促进的范围内，而不能超越弥补市场缺陷这个市场客观需要的范围。张先生还说：根据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而且大家都知道，在市场经济起源时期，就不存在法律的规范，市场同样存在。
困难的是，这种市场利益的干涉和扰乱，是很难以法律和规则来明确地规范的。[37] 如果说前２０年的改革取决于如何改企业的话，那么后２０年的改革将取决于如何改政府。
9、人类的无知与理性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我们人类到底能不能有所作为？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问题。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因噎废食，因为政府的政策错误就彻底取缔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行为。
那么市场可不可以完全不要法律规范？没有法律规范的市场能不能存在？正如张维迎先生所说，市场本身有纠错机制。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13] 弗里德曼曾经研究过美国政府医药管制的实例，发现负责医药管理的那些官员，负有极大的责任————如果他们审批后，发出许可的药是假的，那是有责任的。民营企业家和高级人才可以移民海外，而普通工人只能回家，对后者的伤害更大。它们只适合在正常的三维、四维空间内才能够有效。其次，上面引用的文字，从注[44]到注[48]，哈耶克在文章中提出战后经济调整来分析，是不可能完全地、单独地通过对市场的服从就可能完成的，正像本文上面指出政府对经济的调空是完全必要的，那么这种政府的行为，就必须建立在对客观市场的正确理解上，如果缺乏对市场正确的、理性的理解，就不可能有效地达到促进和完善市场竞争和市场功能的结果，其效果就完全有可能是适得其反、得不偿失、弊多利少的。
张维迎先生的下属论述对民主政治提出了质疑：但学术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能用投票来决定。也就是说，国民期待中的收入倍增计划被否决了。
如果没有金融家和金融企业贪婪的市场行为，仅仅是货币流动性过多，会造成这种严重的危机吗？很显然，政府的金融政策和货币投放量，原本是应该符合市场的客观需求，包括遏止和制约金融家和金融企业的贪婪，结果是政府宏观干预的政策错误，如张先生所说，泛滥的货币流通量非但没有对贪婪的金融家和金融企业达到应有的监管作用，反而是助长了他们的贪婪。也就是市场经济必须兼顾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富裕，在这二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在经济理论中，经常用理论模型来分析说明问题，什么是理论模型？就是首先界定一系列条件，在这些既定条件范围内分析得出的经济理论，仅仅在这些条件和范围之内才能够成立，超越了这种范围和条件，就不完全适用，甚至可能会成为谬误。[34] 市场中企业给员工如果施加的规则太多，不合理，员工就跑了。
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所以，如果没有政府对收入的调控，大多数劳动者的低收入和贫富二极分化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固有倾向和常态。让我们尽一切努力来确保每个人享有一个统一的最低水准，……[46]只要每一个国家都自由地起用从它自身的眼前利益看来认为可取的任何措施，而不考虑这些措施对于其他国家可能有何损害，那就很少有建立国际秩序或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可言，……[47]经济力量会是无私的这种可能性有是多么渺小，而偏袒自身的诱惑力却又是多么巨大。所以，很多政府的行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职责界限。
一些机会主义者频繁地以‘政治上正确谋取私利，无形中扩大了反改革的势力范围。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政治惯例就是决定经济政策的经济理论家和专职政治家的收入和私人利益是不能自己去争取的，必须，也只能由议会来规范，必须通过一整套公正的法律程序才能决定。
劳资之间的交易和竞争就永远是不公平的。……主要的政策制定不仅仅要高层取得一致，还需要很多环环相套的政府部门有积极的合作态度。
[48]我对上面哈耶克的言论的理解是：首先，哈耶克提倡对市场无知的服从，并不排斥对市场经济的理性理解，哈耶克所谓的无知的服从，仅仅是一种对人类理性和智力有限性的无奈，也就是这种无知的服从，仅仅存在于人类无法完全彻底地、理性地理解客观世界的范畴。[1]客观上目前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模式都千差万别，各有特色。
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人类整体，如果我们因为人类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完美的理性，就傻呼呼地在愚昧无知的沉湎中沾沾自喜地活着，我们还能够成其为人吗？这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但应该努力地去完善我们的理性，去正确地、科学地理解、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而且还必须以这种科学的理性来指导我们人类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性经济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论相结合的结论就是：人类只能，也必须在以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为目的的人的实践中不断地理解、分析和总结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努力建立符合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以此来指导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活动，并在进一步的实践中不断地、客观地修正、总结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以进一步更好地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张维迎先生此话显然是过于绝对了，不是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能够成立的——如果一个国家需求严重不足，投资已经过量，已经超正常需求，或者说超正常范围，张先生的这个定义就不可能成立。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政府与政府管制、如何通过放松管制来推进改革，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就是最重要的。
虽然为时已晚，但亡羊补牢仍是当务之急。而现在，我们能消费的产品种类是10的八次方以上，有上亿种。
所以，张维迎先生说的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的理由，并不能成为否定这种情况伴随着严重的贫富分化同时存在的依据。道理非常简单，市场的纠错机制只能在发生错误后才能够纠错，而只要发生错误，效率就已经受到损害了。
重要的是，我们不但必须承认人类具有相对的理性，而且必须明白人类必须不断地努力去完善这种相对的理性，也就是必须不断努力地去理解、认识客观世界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来建立和完善我们并不完善的、相对正确的理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饱和的拐点到来以前，往往是贫富差距快速二极分化伴随着低收入群体收入缓慢的提高。
